1929年，我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，我的祖父当时算是杭州的七品芝麻官，对于艺术，琴棋书画，他也知晓，也因此我的父亲出生之后继承了祖父的衣钵--画画，但是，我的父亲比较清高，脾气也比较拧，他不接受的东西，好像别人也没办法劝服他，一来他反对做官，至于什么原因，我想可能跟祖父的为官经历有关，他可能对官场看得比较透彻，不想去趟这场浑水；二来他反对经商，在那个时代，向来是士农工商的阶层分非常清晰，商业被“贬之曰末务”，商人也曾被“卑之曰市井，贱之曰市侩，不得与士大夫伍”。

　　无论是对于做官还是经商，在父亲骨子里看来，这都不是自己的子女们要走的正途，唯有画画方是一个既能谋生，作为一个文人又能得到社会尊重的一种技能。于是，我们兄弟姐妹十个人从小就开始接受父亲的训导，尤其是老大、老三和我是父亲手把手教出来的。

　　我的母亲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女性，她不懂画画，也不懂文学，但是她有传统女性的贤良淑德，男耕女织的时代，母亲就是典型的良家妇女，父亲在药房画画挣钱，母亲在家带孩子，操持家务，把家里前前后后，里里外外都料理好，当然她身上所具备的母性的善良对我的影响也是很大的。

　　在我8岁时，也就是1937年，这一年抗日战争爆发，我也开始学画画了。当时全国大部分地区已经被日军包围，杭州也不太平，于是，父亲带着我们一家老小准备逃往安徽，可是后来得知日军的魔爪快要伸向安徽，一路辗转，我们又不得不逃向上海，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，上海租借地成为很多逃难者的“圣地”，我们当然也不例外的来到了上海。

　　可能是从小这种颠沛流离的生活，使得我在为人上不向父亲那样棱角分明，我学会了与周围的环境和谐共处，不极端。在上海的生活，我们一家人都是靠父亲仅有的微薄工资过活，所以对于我们而言，要上当时的贵族子弟的学校，显然是行不通的，可是还有一种农民子弟的学校，父亲也不允许，恐怕教育质量不行，最终父亲决定亲自教我们，他懂得四书五经这样的古汉语，更擅长画画，于是，他成为我们的启蒙老师，也是唯一的老师。

　　前面说过，父亲是一个棱角分明的人，一直以来都是以一个严父的姿态对待我们兄弟仨，其实，像我父亲这种“私塾教育”，在那个不太平的年代，也不算是特例。当然，父亲的教育也是有板有眼的，我们每天的任务就是背诵古文，画画主要就是先观而后作画，父亲呢主要就是点拨和教授技艺。我小时候算是比较调皮而又不失沉稳的人，我要画小动画或是鸟类的画作，就直接去捉了，什么蛐蛐、蝈蝈、螳螂啥的，我就去捉，捉来就观看，它是怎么爬、如何跳，有几只脚，这些都要看的，因为中国画不仅是形要像，更重要的神，所谓“神形兼备”是也！

　　这种相对自由的写生和绘画，对于我而言，无疑，对绘画兴趣的培养是十分重要的，在玩儿中观察和学习，松弛有度，紧而不慢。一直到现在我都是如此，没有把绘画当成是工作，反而看作生活的调味品，也就是写写、画画、玩玩，跟生活学习，绘画同小说一样，它也是来源于生活，对生活片段或是物景的提炼。

　　当然，虽说绘画开始的阶段，我的兴趣是最大的老师，但是，不得不承认，绘画也成为我谋生和养家糊口的一种重要的手段。我的父亲49岁就病逝了，当时一家老小的抚养重担就落在了我身上，大哥和三弟虽然也在工作，但是不在上海，而且工资收入也是岌岌可危，只能顾他们自己，我呢很幸运的，1952年成为上海美术出版社的一名绘画专员。我记得当时一个月的工资是192元，这在当时来说还是一笔不小的数目，也就是靠这笔钱，我足矣养活其他的几个弟弟妹妹了，内心也是深感自豪的，没想到绘画给我带来了这些。但是，生活的压力也是有的，所以，更加珍惜这份工作，也想画得更好。

　　如果说我早年画画有天赋，我觉得更为重要的是那种自由的学习氛围和书香的熏陶，使得我对画画兴趣盎然，不觉得这其中有任何学习的不悦和压力，相对平和的家庭环境在乱世中也没让我的性格动荡不安，反而是更加镇定。后来的绘画能够支撑家庭的生计，自是让我颇感欣慰。

　　虽然，也曾因为画画在文革时期受到过一些子虚乌有的指责，但是，也只是风轻云淡的一笔带过，我性格比较周正，不太喜欢这种你争我斗，尽量远离，不作表态。在那个特殊的时期，我想我是幸运的，没有因为自己的作品而受到过莫须有的罪名，当然，我那时画画也比较谨慎，《白毛女》就是那一时期画出来的，为了体现白毛女的反抗精神，还有她的芭蕾舞的姿态，我下了不少功夫，专门去学习芭蕾舞课程，了解演员的表演，对白毛女的身世和性格也做过分析，最后画出来的图既是自己喜欢的，也能够得到组织上的认可。

　　已近晚年，我退休之后，把画画当作休闲，有事没事拿起画笔就有了精神，每次都要琢磨一下怎么样画才能把手下的这幅画画得更好，线条如何处理才能更好的体现人物性格，虽然总是喜欢开玩笑，说是还“画债”，不过，有时候却也是不堪其扰，画画用作商业运作，我有时也不太喜欢，但是，终归是有人喜欢，我也比较乐意画。这时候的画画，我认为更是一种情趣，能让我生活得还有目标和不知足，那就是画得更好一些。
　　
　　记者观察：我看画家韩敏
　　
　　一看为人：外圆内方

　　在采访中，我对韩敏老师说了这么一句话，因为年轻，也因为不谙人事，我问他：“您是一个外圆内方的人，是吗？别看您平时对所有人都嘻嘻哈哈的，可是，你对人对事都是有自己的尺度。”韩老师笑了笑说：“当然，我父亲就是这么教育我的，内心恪守自己的为人尺度，但是不要对人露锋芒。”

　　已是耄耋之年的韩敏，一直喜欢跟人开玩笑，也喜欢与年轻人交谈，正如诗人所言的“问渠那得清如许，为有源头活水来。”他觉得从年轻人身上能够获得那种叫做生命的灵感，活灵活现。在他的眼中，没有所谓的人分几等，高低贵贱，所有的人他都一视同仁，尤其对于弱者，他很容易生恻隐和怜悯之心。他不爱抛头露面，喜欢清静的环境，不过只要是谈到参加一些画作义卖活动，他肯定是第一个站出来的。相对而言，他比较关注与他同年代的老年人的生活环境，逢春节，端午、中秋之类的节日，他会捐出自己的画作，将拍卖的钱物悉数捐出去，给老年人买些生活用品或是慰问品。

　　他爱交朋友，除了画画，我想他第二个爱好就是交朋友了，在画画的时候他喜欢清静，画画完了，他就想热闹一下，偶尔有三五人，小坐一下，喝茶聊天，谈天说地，他甚为欢喜。
　　
　　二看处世：大隐隐于市

　　无论是房子还是家具，都是按照韩敏自己的规划来的，他所居住的地方在上海的最中心位置，大楼外面车水马龙，人来人往，川流不息，可是也有“山外山，楼外楼”，楼里面是一片祥和与难得的清静。

　　走进去，一派古朴和生机活现，无论是书柜还是画桌都是木材原色偏红，除了这些静物之外还有动物，偶尔叫两声的鸟，摆在各个角落的花草，还有摆动的钟摆，这些生命的讯息总是不时传达给正在作画的韩敏，作画的时候，无论外界如何纷扰，他的内心静如止水，一根一根的线条就这样在笔下浅浅动人的展出。不紧不慢，不骄不躁，或是丫鬟嬉笑，或是小姐扑蝶，或是大家闺秀抚琴，都能徐徐在撑开的画纸上被“请出来”。

　　陶渊明喜欢“结庐在人境，而无车马喧”的悠远南山，韩敏偏偏爱在闹市区，闹中取静。在车马喧哗的市区，他心中自由一片宁静的“南山”，那是谁都进不去的地方，只有他笔下的仕女才能出入自由的一片土地。


　　三看作画：学画自能开世界，读书不为作公卿

　　“学画自能开世界，读书不为作公卿”这是自学画以来，父亲给他上的第一课。在作画上，他不仅遗传了父亲的绘画精髓，更重要的是他遗传了父亲为人的清高，不媚俗。他喜欢“竹林七贤”，深爱“红楼梦中人”，还喜欢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羞涩女子。他笔下的女子大多爱低头，爱遮面，爱琴棋书画，即便是富贵如杨贵妃，以胖为美的西施，在他笔下也是不施粉黛，依旧美丽动人，清爽灵动。我想，这里面或许有韩老母亲的影子，更有妻子的影子，笔笔都传达着中国传统女性的贤良淑德。

　　最美纤细的线条，他只为女性保留，相反男性的阳刚和粗犷，他也能够大笔挥就，相比之下，他偏爱女子一些。花鸟动物，在韩老的笔下，也能活脱调皮，一副乌鸦反哺的场景，还有几个雕虫小技，连乌鸦嘴巴上面的虫子，他都不放过，虫子在嘴巴里面还能挣扎，确实叫人看了颇感生命的反抗和大自然的和谐。

　　作家有作家笔下的文字哲学，画家有画家画中的处世哲学。喜欢画竹的人最清高，喜欢古典人物画的人最传统，喜欢和谐喜庆的人最仁慈。韩老就是通过一幅幅的画，去看懂和理解世界。
　　
　　四看心胸：入木三分骂亦精，瘙痒不着赞何益

　　落在韩老画厅最醒目的位置，挂着韩老最为钟爱和推心置腹的一句话“入木三分骂亦精，瘙痒不着赞何益。”这句出自郑板桥的一句诗，写自程十发发老的一副字，也是韩敏作为画家的警句。韩老不太爱跟不懂画的人打交道，尤其是那些商业人士，讲了半天，饶了一大圈，围绕着画就是讲不出个所以然来，最终只能不痛不痒的夸赞几句，当然也有不懂装懂的人前去搭讪，求得一字半画的。

　　面对夸赞，当然是让人欣喜的，但是隔靴挠痒，在韩老这显然是行不通的。当然，韩老也不忍心拒绝前来的人，只能跟着一起绕圈子，交个画外朋友，他也觉得无妨，只不过偶尔打乱一下作画的心情和安排。

　　批评，对于很多人来说总是背后说，当面却含羞，面对韩老这样的大家，其画作自然有不足之处，比如有时候因为要赶着画画，会有千人一面的仕女图，对此，韩老也觉得需要改进，需要一些生活的刺激，让自己因为激情而画画。他说到现在很难有因为触景生情而下笔画画了。所以，他期盼这源头活水，通过电视，看人间百态，他喜欢《非诚勿扰》，里面有各色女子，偶尔让他觉得心情愉悦，于是他的画才有生命。

　　有时候，批评一下韩老是不是也能刺激一下他画画的那根神经呢？我不得而知，大胆而真诚的批评家可以试着给他挠挠痒，相信他是不会拒绝的。(澳中在线记者黄侨）